『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国旗代表国家的尊严，象征着国家的主权，是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每个爱国的人都应该尊重和爱护国旗。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的诞生与新中国的诞生一样，也有它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1949年4月，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巢穴——南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落在了地下。同时，一个象征新中国主权和尊严的标志——国旗，已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心底开始描绘。
194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在解放不久的北平正式成立，该会所担负的筹备工作中，就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国旗这项重要任务，并指定由筹备会的第六小组负责。这个小组的成员有16人，他们是：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选工作除由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迅速地向全国、向海外传开。许多人在工作之余，摊开稿纸，开始了设计工作。他们精心设计、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详细的说明，寄到了北京。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作为一件光荣、崇高的事情，以倾注自己对新中国无限热爱之情。
有一位当年曾冲杀在战场上的战士，在一篇文章里详尽记叙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怎样在阵地、在战壕里讨论应征国旗图案的情景：
“我们利用战斗空隙，就在阵地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讨论了这三幅图样（应征国旗图样），讨论会开得非常热烈，大家不光对国旗图样各抒己见，还谈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感想。”“有的战士无比兴奋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庄严地照一张像。’不少老战士还用丰富的想象力，描绘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前景，憧憬着未来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
在国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热切注视着祖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的诞生，令他们欣喜若狂。当他们知道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设计图案时，抱着深切的爱国之情，倾注了中华民族儿女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出一幅幅国旗图案，从美洲、印尼、马来亚、朝鲜……飞向祖国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政协筹备会国旗审查小组，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其中从遥远的美洲寄来的国旗图案有23幅。
这一切，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祖国新政权的意愿。
8月中旬，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的413号会客室，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参加选阅的同志，提出评选国旗应注意三点：一是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是要有政权特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是要以庄严简洁为主。
要从2992幅作品中选出一幅作国旗，这把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忙坏了。第六小组全组组员及参加两个评选委员会的专家们，经过反复审阅，多次讨论，将应征稿件大致分为四类，并得出初步意见：
第一类：为镰刀锤子交叉并加五角星者，此类最多。其中还有变体的，例如镰锤有国际式（即苏联国旗上所用之形式）与中国式者，有将镰锤置于五角星之中者，有将旗的左上方作白色或蓝色而镰锤或五角星置于其中者。
第二类：为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者，或不加五角星者，此类也有变体。
第三类：以两色或三色之横条或竖条组成旗之本身，而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者。
第四类：设计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者，此类也不少。其中变体则为红色旗面，加黄色长条一道或两道，而五角星的位置亦各有不同。
在评选过程中，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感到第一类用国际式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无论其形式怎样变换，总给人以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至于用中国式镰锤或其他农具以代替镰刀的图案则因布置困难，形式上既不美观，而且仍然存在着模仿的痕迹。
第二类拟用嘉禾齿轮的，形式上难以配得协调得当，而且也难以做到美观。因图面复杂，与征集国旗标准“简洁”之旨不符。
第三类设计，看上去一半模仿美国的星条旗，又一半模仿苏联国旗的构思设计，不可能用作国旗。
第四类是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和在红旗中加一条或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这类图案也不少。连郭沫若、朱德都设计过这类图案。
以上四类图案经小组和专家们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虽然应征稿很多，但第一、第二、第三类因存在着明显的模仿或不简洁等缺陷而不能采用，可供参考挑选的只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从第四类中挑选评审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指示第六小组成员：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编号不写作者姓名，分别送给各委员审阅、评选。
第六小组组员和专家进行了认真挑选，并充分发表了意见。一些委员工作太忙，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就带着图案到他们家里去征求意见。
在众多的政协代表中，华侨代表陈嘉庚特别关心国旗评选一事。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他就出于爱国之心，积极提出关于设计国旗的建议。1940年他回国慰问抗日军民之时，就请专家为国民党政府设计了新的国旗方案，印了100多张带至重庆。到重庆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官员那副傲气专横的态度，心里凉了半截，国旗一事，遂作罢论。现在，当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他更关心国旗的设计了。他自愿报名参加了筹备会第六小组的工作。1949年8月，他从东北参观考察回北平后，专门向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了解了国旗图案设计的征集情况。
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专门向他汇报了第六小组征稿和工作情况。陈嘉庚说：“我是非常关心国旗制作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之义。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把青天白日党旗当国旗，这是我最不满意的。1940年，我到重庆向国民党官员说过，但他们不接受建议。”接着，他详细谈了自己制作国旗的观点，并把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托彭光涵交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研究。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就第六小组的工作作出决议：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并委任55人为审查委员，仍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担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当日，彭光涵把经过大家复选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印。
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认为干这件活是最光荣的事，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了简单说明。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曾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况，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去攻读理工，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他太天真了，此路也走不通。于是，他只好又发愤改读经济。
从学生时代起，曾联松就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他眼见旧中国备受外强蹂躏，金瓯残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真是心如火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瑞安街头，宣传抵制日货。1935年，他又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集会游行，并且在党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过军阀割据、八年离乱，以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统一要求，悍然发动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当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全国绝大多数城乡己经得到了解放，人民共和国像一轮喷薄欲出的太阳，正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他是多么地激动和兴奋啊！他同全国人民一样，盼望着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的诞生。
不久，上海市也解放了，上海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连数日，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上街头游行、扭秧歌，欢庆胜利，欢庆解放！这动人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曾联松内心的波澜。不久，曾联松反复阅读《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国旗，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应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中华民族子孙的骄傲！他决定投身到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太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
于是，他决定以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设想：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像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简而庄严，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伟大祖国有着3000多年灿烂文化，还联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出这样几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出来，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有限，但联想是广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位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
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联想感受。这就是曾联松当年设计构思的基本情况。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均每组约50～60人。
各小组的讨论都非常热烈和认真。但是，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很不一样，选择的图案也很不一致。
开始，代表们比较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
随后，对左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的“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赞成的逐渐增多。但是，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方尚待解放，国旗上带有黄杠，就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彭光涵很着急，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写了个请示报告，交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上，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说：“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还很大。大家比较欣赏‘复字三十二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当即指示：“好！你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一点的，并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当晚，彭光涵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会。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交谈中，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样？”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上一根‘金箍棒’干吗？”毛泽东听了之后，感到有点震惊，也觉得有道理。便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于是，9月25日晚，在座谈会上，待一些代表发完言后，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表示赞同。
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看法，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他人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并热烈鼓掌通过。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终于以其构思和特色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推崇。
9月26日下午3时，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作国旗，并提交大会主席团审核，再提交大会讨论。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表决前，由沈雁冰报告了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国旗的情况，并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席台中间。
看到这面如同红霞、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充满着兴奋和激动之情。
会议进行的第四项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
“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终于迎来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此时此刻，在上海的曾联松，如同众多的应征者一样，还在怀着期望的心情等待着消息。如果他能作为代表出席政协大会，一定会高兴得流下热泪的。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后来存放在政协档案室里。
“复字三十二号”图案真正用于国旗制作时，也作了一点修改。原设计图中，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删去。秘书彭光涵在原稿上写有“去镰刀斧头”五个字。图案其他部分未作修改。
关于国旗象征的说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进行了改写。至于国旗制法的说明，原稿说这个星对那个星，显得很复杂，难以弄清。周恩来便指示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三人重新写一个制法说明，做到使人一看制法图说明就能制作标准国旗。三人讨论之后，即由梁思成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经审查通过后，即向全国发出。
在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中，徐悲鸿、梁思成、翦伯赞、陈嘉庚、张奚若等都建议：在国旗制定之后，全国的国旗制作要严肃认真，要规定哪一号颜色，将来由国家指定专门工厂统一生产国旗用的红布，就叫“国旗红”。陈嘉庚还提议：“应该由国家指定某些工厂专门生产统一规格的国旗。因为手工制作不合标准，又困难，并且比工厂印制的价格要贵。现在虽然不能立即办到，希望将来即可办到。”
国旗图案通过后，周恩来专门有个讲话说，关于评选国旗图案，实行公开广泛征集的做法好，所选的国旗方案艺术性比较好，大家也很满意。虽然在讨论中有些争论，但最后大家意见统一了。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不久，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信：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500元——作者注），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国旗就这样诞生了。
第一面国旗是一位名叫赵文瑞女工亲手缝制的。
当时就职于北平美术供应社的赵文瑞曾被第一届政协会议会务组请去参加怀仁堂的布置工作。她分工负责制作窗帘和台布。那些天，她吃住在缝纫机房，没日没夜地踩机器。
政协会议开幕后的第七天，会务组的一位同志把一份五星红旗图案和制作要求交给赵文瑞，并对她说：“这是刚刚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式样，制作第一面五星红旗的任务就交给你吧。”赵文瑞双手捧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热泪禁不住涌出了眼眶。
做旗面用的红绸缎和做五星用的黄绸缎，是北京著名“八大祥”之首瑞蚨祥绸缎庄的最好料子，赵文瑞按照尺寸认真剪裁，细密缝合。由于当时还没有先进的印染技术，而旗的两面都要有五角星，她先用黄缎子剪上两颗大五星，八颗小五星，然后精确地贴在红绸旗面的正反两面，一针一线地缝制起来。经过一天一夜的缝制，五星红旗制作出来了，赵文瑞高兴地拉着在场的人们扭起了秧歌。
而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开国大典升起的时候，曾有一段趣闻。
“请毛主席升旗”，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钢丝录音带上，永远地留下林伯渠主持大会的声音。保存了60年的现场录音，依旧清晰如昨。最珍贵的是这盘带子没有经过技术处理，听起来如身临其境。
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升旗的这句话有个遗漏，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显然意识到了。于是，小声提醒他：“请毛主席升国旗。”因此，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遍，其中增补了一个“国”字。别小看这个“国”字，旗比国旗的外延可以宽泛很多，我们的国旗仅指这一面五星红旗。
紧接着，话筒里又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的机关（按钮）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
其实，电动升旗装置很明显，电钮开关上还分别注明了“升”和“降”二字。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自言自语会通过转播台扩散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传出来。
在那一个庄严的时刻，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乐队奏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庄严地转动了升旗的电钮，五星红旗在军乐声中沿着旗杆冉冉上升。乐队以每分钟108拍的速度奏着《义勇军进行曲》。三奏《义勇军进行曲》完毕，国旗也恰好升到旗杆的顶端。
在天安门前面东侧临时搭起的木板小屋里，大会指挥部办公室的几名工作人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国旗向上升的两分钟里，工作人员们的心一直是悬着的。电动升旗在中国是第一次，如果发生意外，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