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1949年1月，李宗仁当临时总统期间，苏联驻华大使馆在李宗仁起草的一份两国协定的草案中，表示苏联和国民党中国要“真正合作”，条件是国民党中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消除美国影响。时至1949年5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的时候，苏联还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谈判新疆的经商权。
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因此，毛泽东后来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和苏联“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怎么办？毛泽东准备和斯大林面谈。
但是，人民解放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国内百废待兴，毛泽东实难离开，于是便委托刘少奇代表自己率中共代表团前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并为毛泽东访苏作好准备。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代表自己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磋商和决定开国政府的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是经过认真地挑选和考虑的。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一次极端重要的外交活动，它虽然还不能不是秘密的访问，但它是一次最高级的访问，是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它不仅将决定中苏两党和未来两国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还将对世界形势，特别是远东形势发生重大的影响。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从北京出发，在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北上，5天后，即6月26日到达莫斯科。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接待中共代表团，刘少奇一行被安置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大街八号公寓。这所公寓原是沙皇时代一个女歌星的住宅，十月革命成功后收归国有，成为苏共中央的招待所，专门接待中国、朝鲜党的高级领导人。
第二天晚上11～12点，中共代表便被斯大林邀请到孔策沃别墅去做客。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站在门前迎接客人。宾主相互握手问候，斯大林首先表示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友好祝愿。刘少奇当即感谢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帮助，向斯大林表示了感激之情。随后，斯大林设宴招待刘少奇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自然。虽然是随意交谈，但也涉及某些重大的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这次宴会持续将近4个小时。
实质性问题之一就是贷款问题。刘少奇说明中共中央希望从苏联方面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并就此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对此，斯大林说：苏联可以将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分为5年，每年平均6千万美元，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中国可以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斯大林笑着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电报中曾表示，对于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太低了，应当提高。的确，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是2％，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利率少了一个百分点，但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不同，他们那里没有战争，经济状况也比较好，而你们中国还在打仗，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的帮助。当然，他开玩笑说，“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刘少奇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斯大林对此答复得也很痛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只是希望按照你们给中国高水平优秀专家的报酬标准给苏联专家提供报酬，既不要超过、也不要低于这个标准，不足的部分将由苏联政府予以补足。
再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军事援助问题。斯大林首先主动表示愿意派遣专家或提供扫雷艇，帮助中国清除上海港口水面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同时，他强调不要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以免引起英国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的理由是：“因为新疆有储量丰富的石油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在6月27日晚的谈话即将结束之际，刘少奇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请求，即希望能够有机会向斯大林全面报告一次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问题，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这是临行前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商量好的一项重要使命，目的就是利用这次高层访问的机会，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面地介绍一下中国革命目前进展的情况，和未来即将面对的问题，一方面要取得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理解，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提议明确表示赞同，并同意给代表团三四天时间来准备个报告。
为准备这个报告，代表团实际上花了将近6天的时间。直到7月4日，以刘少奇的名义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这份报告才最终完成。报告根据行前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商量好的内容，分别汇报了“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以及“苏中关系问题”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报告首先介绍了中国目前形势，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报告以详尽的数字说明三年来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报告认为，帝国主义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可能。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实行。这将在船舶和对外贸易方面给我们带来困难。但是，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
在谈到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问题时，报告首先指出：我们已决定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134人组成。将召开的新政协由各党派、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45个单位500余名代表组成。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内阁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报告特别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
在谈到外交问题时，报告特别强调了接受苏联党的帮助的意义。报告一开头，就明确表示“完全同意”苏联党最近就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报告结尾，又进一步提出在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斯大林在读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时，也格外留意这部分内容。从斯大林的批语和在报告上划的着重线看，他对报告这一部分内容中所说明的政策和方针相当满意，一连批了8个“对”、“好”或“是的”，并划了不下15条着重线。当看到刘少奇提出希望在外交问题上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这段话时，斯大林特别批了一个“好”字。
关于中苏关系，刘少奇在报告中毫不隐讳地谈了几个敏感问题。首先是如何解决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提出了三种处理办法：（一）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在适当时候加以修订。斯大林对此的态度是：“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关于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时强行拆走重工业设备的问题。报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学生、工人中都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这样解释，不知对否。斯大林显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在这段文字旁边写道：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
在涉及到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报告中的表示尤其让斯大林感到满意。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对于这些话，斯大林接连在旁边批上“好”、“对”这样肯定的好评。
7月11日晚10点，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就中国问题专门召开会议，邀请中共中央代表团列席，并当面研究、交流情况。斯大林很高兴地向刘少奇等介绍了参加会议的苏方成员，并解释说，有几位政治局委员休养去了，因此到的人还不全，但是会议邀请了几位军人参加，因为中国代表团的报告中提到了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
斯大林首先就刘少奇的报告说了一些肯定的话，随后就一些他还不大清楚的地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刘少奇一一做了详细的解释。
在弄清楚了上述疑问之后，斯大林开始就刘少奇报告所提出的问题做了概要的、但是全方位的解答。
斯大林很赞赏毛泽东关于不忙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的主张。他表示，还是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好，这样更便于观察和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现在这样做已经没有多大的危险了，因为你们还有很好的法宝，这就是和帝国主义做买卖。你们可以先同他们做买卖，然后再谈承认的问题。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它们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
对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明确表示，等毛泽东来莫斯科访问时，就可以解决中苏条约的问题。他同时再度提出旅顺驻军的问题，进一步表态说，“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
谈话中，刘少奇反复谈到中共中央希望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时，斯大林声明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
会后，斯大林招待刘少奇看了四部资料片，并且边看边向刘少奇做讲解，气氛十分融洽。
第一部影片是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记录片。试验的地点可能是在苏联东北部接近北极圈的地方。一望无际的荒原上，白雪皑皑。飞机来了，投掷了一颗炸弹，命中了目标，蘑菇云腾空升起，冲击波威力无比，冲击得地动山摇，楼倒舍塌，影片具体地表现了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威力和破坏范围。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种记录片。
当时，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美苏争霸，美国进行核讹诈。斯大林请看这部影片，是在用纪录片的事实说明：原子弹我们也有，不要迷信西方。如果敌人真的要用原子弹袭击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武器的保护。
在看电影时，斯大林再度说明，通过二次大战已经证明，骑兵在现代战争中作用不大，因为骑兵目标太大，最怕飞机，一打就散。对刘少奇提出可否提供飞机将部队空运到新疆去的问题，斯大林说，因为新疆没有机场，空运部队还没有办法，但如果派战斗机帮助打马家军骑兵，就比较简单，只要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就解决问题。开始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以后由中国飞行员驾驶就可以了。
7月27日，斯大林最后一次正式接见刘少奇及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苏共方面是斯大林、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等人。
会晤开始后不久，斯大林就再次提到中共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问题。他说：上次我们谈话时，共同的意见是暂时保留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经济文化事业。但这一点，你们不要宣布，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这样说，相反，应该告诉帝国主义者，由于他们过去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很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文化事业是要收回的。
斯大林并且建议中共中央：“有时，你们甚至要组织人民对帝国主义进行某些袭击，以恐吓帝国主义者。如此，你们可从帝国主义方面获得很多对于你们的让步。”他们想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就要付出代价，包括商业方面的有利条件，甚至借款等。总之，无论如何要记住：在你们和这些政治扒手与强盗打交道时，你们应该采取这种办法，而不能用对待诚实人的办法对待帝国主义者。
晚上，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
江青给斯大林敬酒后，斯大林高兴地和大家碰过杯，一饮而尽。江青的祝酒词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江青的祝酒词，使斯大林触景生情，谈起了革命中心东移的问题。他说：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中心由西方移到了苏联，现在又将移到中国。
斯大林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者居上嘛！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而干杯！
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
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
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
在场的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同志的祝酒应该接受。”
刘少奇还是不肯接受，他一着急，脸都红了。
就这样，斯大林要祝酒，要祝贺世界革命中心东移，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刘少奇坚不接受，推让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杯酒。
斯大林又主动提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以及中共其他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的健康干杯。他接着告诉刘少奇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重要的成就。他明确肯定了刘少奇报告中的判断，即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将是很有用的。他并且表示，苏联人以及欧洲人都应当向中国共产党人学习。
斯大林指出，中苏两党以后要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
刘少奇马上说，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不少的挫折，也受到过不小的损失。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们毫无准备，结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上了大当。但这样也就教训了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就有准备了。
听到这里，斯大林多少有些敏感地问道：“我们是不是扰乱或者妨碍了你们呢？”刘少奇立即意识到，斯大林这里所指的可能是1945年8月莫斯科那封要求毛泽东必须去重庆谈判的、有些危言耸听的电报。于是赶紧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同志当时或者可以不去，有恩来同志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结果还是很好的，使我们在当时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摇摇头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是有危险的，ＣＣ系特务有害毛泽东同志的可能。
斯大林承认，当时他坚持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是因为美国人的作用，是因为美国人不断在问：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
斯大林又问道，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呢？我们是否也妨碍过你们呢？刘少奇明确答复说：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中央对和平运动的头脑是清醒的，只有个别负责同志有过幻想，因此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还是有意义的，结果是我们孤立了美蒋，有助于我们后来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不对。对此，斯大林的结论是：胜利者是不能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8月14日，刘少奇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踏上了归国的列车。刘少奇在临离开莫斯科前还曾应邀到斯大林的别墅去做客。双方都对这次交往与会谈感到很满意。刘少奇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使十年来多少有些隔阂的中苏两党，重新开始恢复了某种信任的关系。
第三章二十八年的最后岁月